2022年上映的电影《妈妈！》《脐带》再次引发了观众对于关注老年人问题的关注，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日本导演川村元气带着他的处女作《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也来到了中国观众面前，该片曾获第70届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贝壳奖，今日影片已经开启预售，并将于5月12日正式在国内院线上映。新京报此前采访了导演川村元气，听他分享创作心得，以及对于人类和AI关系的思考。

电影《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海报。

电影《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讲述了主角葛西泉与妻子葛西香织的孩子即将出生，但与此同时，妈妈百合子被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随着病情逐渐恶化，连儿子都快要忘记了的妈妈，却奇怪地要求泉带自己去看“半朵烟花”。当泉带着妈妈最终看到“半朵烟花”的时候，他终于明白，原来妈妈心底最美好的记忆一直和自己有关。

同样聚焦阿尔茨海默病，该片却有着导演独特的思维方式。它基于导演的小说原作，却又不拘泥于文本，而是加入了一些富有时代气息的元素和风貌，令该片自有一番韵味。身兼数职的导演川村元气既是一位小说家，也是插画家和电影制片人，这部电影让他又成为一名新晋成功导演。5月12日该片将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的契机下，新京报采访了导演川村元气，听他分享创作心得，以及对于人类和AI关系的思考。

导演川村元气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与观众交流。

创作缘由

为了让人们知道如何面对阿尔茨海默

“8年前，我奶奶得了老年痴呆症，她完全不记得我了。”川村元气导演回忆着创作原著小说的缘由。

为了知道奶奶还记得什么，在那之后他经常到奶奶家，跟她谈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电影里，男主角葛西泉跟妈妈回忆小时候两人一起去钓鱼的情形，泉认为是在海里，妈妈坚持是在湖里。“有一次我跟奶奶说，小时候我们一起到海上钓过一条大鱼，你还记得吗？奶奶就跟我说，那不是在海上，是在湖里。我想奶奶还是忘了，所以当时很难过。回到家我翻开相册一看，当时确实不是在海上，是在湖里。也就是说其实奶奶的记忆才是正确的，反而是我忘了。”川村由此发现，即使经历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的记忆也可能有偏差。这样的记忆偏差，可以成为悬疑作品的剧情，也可以变成令人感动的内容，于是他写就了小说，拍成了电影。

剧照。小时候的泉和母亲。

在写小说的时候，川村采访了约100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还采访了约50位治疗该疾病的医生。“我希望通过我的小说能够告诉大家应该怎样去面对。”采访中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一位医生的一段话，这段话也被他用在了小说里：“从前人类的寿命还不到五十年，后来活得长了，就出现了癌症。等癌症能被治愈，人能活得更长了，这下阿尔茨海默病又多了起来。无论什么时候，人类都必须跟某种疾病做斗争。”

剧照。母亲发病后泉（右）带她去了医院，并与医生进行了沟通。

为了让人们觉得阿尔茨海默病并不是一切的终结，川村元气让电影有了区别于原著的新内容。

主题思考

记忆一切的AI还是不断遗忘的母亲？

电影里出现的AI歌手KOE，在原著里是泉所在公司的人类女歌手。电影里的AI被置入无数人类歌手的记忆，公司试图把它打造成一个完美歌手。与这一电影情节形成对比的，是泉的母亲的病情每况愈下，她的病让她逐渐失去自理能力，可以预见之后会慢慢丧失所有健全人的行为能力。

川村说他想用这个对比给观众提供一个思考角度，“一方面是不断被加深各种记忆的人工智能，一方面是逐渐丧失记忆的母亲，这两个最终谁更像一个真正的人？”对川村而言，把什么东西都不断往里添加，不如不断地丧失，“有的时候你有过忘却，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为什么我觉得AI不像人，就是它不会忘记。人会忘记、会失去，所以才会觉得爱情、亲情那么美好。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告诉大家，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当作一个悲剧来看，而要把它当作一个重新审视人生的契机。”

采访中川村提到日本文化中的一个词——物哀。这个词有很多解读，川村导演用其中一方面去诠释自己的思考。“我们对一件东西的失去的感觉，在日本就叫作物哀之美。这种物哀的感觉令我非常感动，无论失去的是记忆也好，还是失去的生命或爱情，这些都令人动容。通过失去，你才会知道它应该具有的价值。比如在我丢了一只袜子以后，我会发现原来那只袜子对我来讲多么重要。所以当（主角）母亲打电话说自己生病的时候，那一瞬间（泉）才知道原来妈妈在自己心中的价值这么大。”

剧照。泉和妻子挑选要送给母亲的花。

导演说他很喜欢花，这也是原著小说叫《百花》的缘由。“但是我并不喜欢假花，因为假花不会枯萎。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花？就是因为你知道盛开的花早晚有一天会凋零，所以大家就会非常珍惜它。我觉得像母亲百合子这样，她如果是一个AI，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记忆丧失的话，你就感受不到她的美了。”

——Q&A——

新京报：电影最后看烟花时母亲忘记儿子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本片哪个情节让您感到震撼？

川村：确实就是那一幕。妈妈问儿子“你是谁”的那一幕很不好拍，所以令我非常难忘。其实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要的拍摄手法就是一个场景一个镜头，所以它完全是由长镜头构成的。那个场景所有镜头大概长约7分钟，我们大概拍了20次。从白天一直拍到天黑，一直拍到半夜。主要就是讲述一个母亲，（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突然间就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然后一下子又变成一个老人。

等待半个烟花的母子。

通过几分钟的情节，你能感受到一个母亲由3岁到70岁的过程，它其实对于演技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对于拍摄也是非常艰巨的挑战。所以最后当我们说“好，可以了”的时候，全场都在鼓掌。

新京报：本片中母亲年轻时的情节你使用了技术处理，让现年65岁的演员原田美枝子重回青春。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而不是找一位年轻演员饰演年轻的母亲呢？

川村：原田美枝子女士早年在黑泽明导演的作品中就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她是日本演技实力派的传奇人物。其实她的母亲得的也是阿尔茨海默病，她曾拿起相机给母亲拍了一部纪录片。所以，我觉得她对这种疾病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的，我认为如果让她来扮演的话，一定会演得非常真实，所以我这次才特意邀请原田美枝子女士加入。

黑泽明电影《乱》剧照，原田美枝子饰演Lady Kaede。

在电影中当我们想要还原过去情节的时候，经常会用一种褪色的或者黑白式的风格去描绘它，但其实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未必就是这样的，记忆未必真的就变成褪色照片。尤其是在我们的主题下，我希望给观众制造一种混乱，让他分不清楚到底是现在还是过去，让大家去体验大脑当中混乱的感觉。所以我这次才没有故意选用一个年轻女演员，如果选用一位年轻演员的话，反而让大家感觉到过去和现实分得很清楚，这样是不好的。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菅田将晖作为男主角？

川村：我的原著小说面世后过了不久，菅田将晖给我打电话，说他看了我的小说非常感动，一直在哭，他说希望能够演这部小说的男主角。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时期，他正好马上要结婚，之后也面临做父亲，所以他多少和男主之间有一种共鸣的感觉。

菅田将晖20出头就开始工作了，到现在非常有成就，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这次我们通过导演和主演的关系一起来拍电影之后，我就发现他原来这么的“不听话”，吓了我一跳（笑）。

在他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泉的形象，我作为小说和电影的主创，我当然对泉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在我们进棚第一天，我们就开始吵架，之后我们讨论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我觉得泉一定是得这个人，这个人非常好。

剧照，川村说泉一定得是菅田将晖演。

当他（用自己的方式）演的时候，有的地方我就会觉得“这样演也可以，这种想法也很好”，他的这种对我固有的框架的一种破坏的感觉，反而令我觉得挺有新意。

新京报：原著为什么叫《百花》？你喜欢中国上映的电影名《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吗？

川村：刚才我也讲到，我觉得花其实跟人的记忆非常相像，所以我才起名字叫《百花》。我奶奶得了老年痴呆症，在最后一年忘东西忘得特别快，特别多。我觉得最后组成我奶奶的东西，对于她来讲，最重要的大概有100来个回忆。

其实我对奶奶是非常羡慕的。因为比如你看手机里有很多你再也不会想去看的照片，或者还有很多再也不会去联系的人，我们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想忘，永远都希望能够记住。对我自己来讲，我最重要的记忆到底是什么？奶奶这件事情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就是我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确实，我也喜欢中文名字，因为对于我来讲，我最后这一年看着奶奶的记忆在不断丧失，（以此为契机）一点一点地和她进行交流，这一年非常宝贵，我很喜欢《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这个名字。

新京报：原著里出现过不同颜色的花，但电影里主要出现的都是黄色的花，为什么会这样呈现？

川村：因为这是我的处女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希望有一些只有我能够拍出来的东西，我就在想我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手法，比如通过长镜头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来表现。所以为了表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们头脑中的感觉，我就会把原本不应该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镜头当中出现的过去与现在，或者是不同的空间感放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手法去描写。

剧照。川村元气用了动画中色彩管理的手法来安排角色的衣着。

另一方面，因为我有创作动漫的背景，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动漫当中的一些，比如说色彩管理方面的手法用到电影当中。所以你会发现母亲穿的全都是黄色的衣服，她收到的花也全都是黄色的；然后泉穿的都是紫色的。如果去看颜色图谱，黄色和紫色是对角线上的两个颜色，它们两个之间是离得最远的，但是放在一起就会变得最好看。所以我使用了一种隐喻，母子之间，两个人能够重合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是最美好的，但是他们其实却是最遥远的。妈妈穿的衣服，在年轻的时候黄色就非常鲜艳非常深，然后等到她老的时候就逐渐地趋向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去描述它。